2022年6月17日，“舜徽讲坛·学术论坛”第七期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举行。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副教授主讲，主题为“中古文献生成与传播的新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陈冬冬副教授主持讲座，历史文献所黄政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伏煦参与与谈。厦门大学历史系张达志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苏小露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珏教授、宋亦箫教授、古丽巍副教授、王闯副教授、洪国强副教授、谢祺副教授、李明老师线下出席了讲座。历史文化学院的同学们与线上的数百余位师友共同参与了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于老师首先指出本次讲座的三个切入点是“卷”、“事”、“模块”，它们也被于老师命名为“文本单元”。设置这三个切入点的用意在于试图打破与替换“书籍”这一过去在文献学研究中常用于理解文献生成和传播的单位，以寻求新的思考角度与认识。
一、作为文本单元的“卷”
古代的书籍形态可以被分为卷轴（roll）与册页（codex）两种类型。卷轴是中古时期主要的书籍形态，卷作为单位，既是内容的，也是物质的。卷的生成与制作需要满足一定的物理上的原则，需要适合持握，在体积上不能过大或过小。于老师统计了从汉初到中古时期数种正史纪传中平均每卷的字数，发现《后汉书》以下的中古史书纪传部分每卷多在一万到两万字的区间中，这一数据也是这一时期一卷文献承载量的大致范围。偶尔地，遇到内容不得不特别多或特别少的情况，作者会考虑以分卷或是合卷进行处理。即便有分合卷的融通方案，在规划内容时，作者已经有一卷大约多少字的意识在心中，文献的物质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文献的内容。通过展示数幅精美的艺术作品，于老师提示我们关注与之后的册页装时代相比，在卷轴装的装帧方式下，一部书的结构和目录都是可视化的。目录不仅单独成卷，也呈现在题签、书签、缥带和书帙上；结构则体现为直径大大小小的卷轴。中古史料记载古人阅读史书，常常只提及篇名即《某某传》，而不及书名。卷轴装或者保持卷轴装面貌的早期册页装史书，开卷一般篇名在上，书名在下。当时做《高士传》等书，还有因生人不得入传，所以留出几卷不写，以待后人补足的例子。这都体现了单篇传记的独立性，即它们既是一部书的单元，也可自视为一书。所以书籍也常以单传即单卷形式流通。卷轴装与纪传史的模块式结构天然契合，由于纪传史卷帙通常远远大于同时期的大多数书籍，单卷或部分流通的情况甚至可能多于全帙流通。卷轴装与纪传史的模块式结构的天然契合，也为集体创作、多方并行开发提供了可能。和纪传史类似，总集、类书都具有模块式的结构、大卷帙的可能，也经常会出现集体修撰的情况。纪传史、总集、类书大盛于卷轴时代不是巧合，书籍的物质形态、内容和制作方式是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
二、作为文本单元的“事”
“事”这一专有名词在中古时期的材料中也较为常见。东晋时有不同译者翻译的比丘戒译本，因有条目不同，有人拿两个本子做对比，每一个戒条，对比者都称其为一事，他做的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关于事的校勘。而以不同译本的同事相校，这就是校勘方法中的对校。在《三国志注》中，裴松之同样是以事为单位，在事与事之间进行校勘，而且他的校勘有本书纪传互校，有他书校《三国志》，也会以情理去推测“事”之真实与否。这其实就是本校、他校和理校。事出口则是信息流通的单位，落笔则是文本的单位，文本与文本互参，则成了校勘的单位。所谓的“合本子注”就在事的校勘中诞生的新文献形态。事不像卷那样必具有物质载体，但它同样是独立的文本单元，这种独立性使得它非常适合口耳传播，在传播中发生讹变，又为事的校勘提供了前提。积卷成书，积事成卷，事的独立性也使得事的拼装组合成为书籍形成的一种路径，像《世说新语》就是一个典型产物。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各类下，事的数量多少不一，很不平均，这种情况正类似于留了几卷空位的《高士传》，体现了“模块式书籍”的开放性，它随时可以结项，也随时可以扩容。
三、作为文本单元的“模块”
于老师对“文本模块”定义为：“如果一个意义与内容结合的事在文献中反覆出现，内容和意义发生黏着，我们就将其标注为一个文本模块。”模块具有两个核心的特点：插拔随意与功能独立。在《后汉书》的同一卷中，出现了两个情节和寓意都雷同的故事：一个贤人乘牲口拉的车子出行，碰到莽撞路人硬说牲口是自家遗失的，贤人不与计较分辨，恭送坐骑，最后路人发现自己误认，惭愧叹服。当这个故事第一次出现时，主人公是东汉初年的贤人A，他乘坐马车；当这个故事再次出现时，主人公是东汉末年的贤人B，他乘坐牛车。从马车到牛车，正契合了东汉初年到末年车行制度的变化，所以这里的马与牛，就是模块的接口文件，接口文件的改写使得同一个模块可以植入不同系统，并兼容于新系统。模块的可插拔，既是模块自身的功能独立造就的，也是接口文件的可改写造就的。《后汉书》可以在同卷中一事二出，不以为疑，章怀注也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在中古时期盛行的合本子注中，注家虽然用上了各种校勘方法对事进行校勘，唯独不甚关注以植入模块的方式书写的事。这说明在当时人看来，这种模块仅仅是一种修辞，而无关真实性问题。事实上，很多事确实只是被写成了很像，如果换一种写法，不利用同一模块植入，它们的相似度也就大大降低。模块化书写在不同部类文献中都普遍存在。植入同一模块的文献，以模块为节点形成网络，因此文献间不仅存在着目录学规划出的显性关系，还存在着模块所勾连起的隐形关系。勾勒出模块之网，是理解单一模块的完整内涵的前提。同时，这个网络还承载着作者间、著作间关系的信息。众所周知，研究中古文献史，现存材料并不丰富，而模块网可以说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但一直被我们忽视了。模块是文献、信息、观念在空间上流通，在时间上传承的一个渠道。文献、文本、信息除了可以通过书籍的方式流传，也可以通过模块、卷、事来流传。因此其影响不止于文本，而广及古人行为模式、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卷、事的组合也可以视为模块化思维的具体呈现。最后，于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通盘总结。对于文献的利用和研究，传统以来多从两种研究的角度出发，一是关注文献具体的内容，二是关注文献之外，如文献的载体、装帧、传播途径等。在这两种经典取径之外，我们还应该思考，文献的内容是如何决定其载体、装帧、传播途径的，文献的载体、装帧、传播途径又是如何影响其内容的。
与谈人黄政老师认为于老师引入的“模块化”理论十分新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领域中，对模块与模块化定义仍存在一定争议，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可能还需要参考“模块化”相关概念的原始领域中的相关前沿研究。黄老师也“可插拔”勾连性与于老师进行了探讨。伏煦老师指出进一步探究模块化与非模块化内容之间的关系值得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模块化的理论及其在中古文献研究中的地位。伏老师对历史上的记载到底是日常还是刻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于老师回应，自己使用的“模块化”只是一种文本分析方法。面对一段文本，不会去辨析“它是不是模块”，而只去考量“它是不是值得用模块分析方法去处理一下”，即探究它是如何改写接口文献植入现系统的，它背后的模块网的面貌如何，这张网络究竟包含着多少信息。在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文献中，“相似”的片段有很多很多，处理这些相似所可以动用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多，如典故，母题，化用，戏仿，致敬，等等等等。模块也只是方法之一。研究一个案例，动用一个方法而不用其他方法，是因为这个方法能分析出其他方法分析不出而分析者又需要的信息而已。在所有的关于相似文本的分析方法中，只有模块化是主打分析插拔、接口和模块网络的，这是它作为一个新方法被提出的价值。如果陷入定义陷阱，比如探讨这个小说母题算不算模块，那个文本片段算不算模块，可不管结论是是还是否，都没有提供对文本的更新更广的理解，这就属于没有问题硬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了。就中古文献而言，强调“插与拔”，无论卷、事还是模块，背后想指向的还是中古时期大卷帙书籍的产生问题。中古大卷帙书籍，包括讲座中没有来得及说的药方，还有大篇幅注即合本子注，其重要特征即是多由独立文本单元组合而成。两位老师与谈结束后，在场同学也积极提问，于老师耐心为大家一一解答。讲座在愉快而充实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审核人：世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