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徽讲坛·学术论坛”第八期讲座纪要

——吴仰湘：《翼教丛编》的编者问题

2022年9月22日下午，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及“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群主办的第八期“舜徽讲坛·学术论坛”，在逸夫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讲座以 “《翼教丛编》的编者问题”为主题，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仰湘教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陈冬冬副教授主持讲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凯教授、历史文献学研究所黄政副教授参与与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张固也教授、黄珏教授、许刚副教授、樊宁老师线下出席了讲座，山东大学文学院吴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闯副教授线上参与了本次讲座。

《翼教丛编》是晚清力辟康学的名著，对于研究戊戌变法新旧之争、湖南维新、近代思潮等均有重要文献价值。讲座伊始，吴老师对《翼教丛编》的版本进行了简要梳理，指出其在长沙初刊六卷本后，尚有黄协埙翻印本（上海点石斋石印本）、上海书局增广本（七卷）、云南官书局翻刻本、汇源堂重刻本、广东岭海报馆排印本、长沙叶氏观古堂翻刻本等六种翻刻本。在诸多刻本中，吴老师发现初刻本并未明确署名编刻人员，只是在卷首序文中提及此书“采获、叙次，悉出同人”，但此后却相继冒出两位“编者”，一为苏舆、二为叶德辉。对此疑点，吴老师从“苏舆编刻”说不足凭信、“叶德辉撰刊”说自相矛盾、追溯纂辑“同人”与“倡辑”者、序文署名苏舆应为假托四个方面作出了缜密考析。

一、 苏舆不可能倡辑、刊刻《翼教丛编》

指认苏舆为《翼教丛编》编者实属后起之说。吴老师还原了“苏舆编刻”说的形成过程：苏舆之名仅见于卷首序末“平江苏舆”及目录识语“苏舆又记”两处，而时任《申报》主笔黄协埙在翻刻该书时，以此为据撰写新序，始倡苏刻之说，并提前将新序刊发于《申报》，得到广泛流传。黄刻本后经诸本沿袭，该说也得到王先谦确认，几成定论。

那么，苏舆果真如黄协埙所说，为《翼教丛编》的编刻者吗？吴老师从“缺乏文献佐证”“缺乏现实条件”“没有思想机兆”“没有批驳康学”四方面有力证实苏舆不可能倡辑、刊刻《翼教丛编》。其一，苏舆本人诗文中从未提及此事，友朋、门人笔下也绝不提及此书（唯一例外为王先谦，见下文）。其二，苏舆求学的长沙校经学院是湖南新学基地，其父又任南学会“管书”，恐难与之相对，且戊戌春苏舆北上参加会试未卷入省城新旧之争，其寒素出身同样也不具备刊刻《翼教丛编》的条件。其三，苏舆本身倾向于维新，又获选拔贡，便不会公然反对新政。其四，苏舆学术“谨厚”，在辛亥之前也未有公开批驳康学。

二、“叶德辉撰刊”说自相矛盾

民国以来，叶德辉及其门人开始以叶刊印《翼教丛编》自夸。此外，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归国杂感》、1920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等也都宣称叶德辉编著《翼教丛编》。学界长期以来多采信“叶德辉撰刊”之说，台湾文海影印本更径署“叶德辉编”。

吴老师剥析史实，指出叶德辉晚年各说法存在很大漏洞，顺势解开叶德辉与《翼教丛编》的关系谜团。戊戌冬，叶德辉曾向师友寄赠《翼教丛编》，却将自撰之作与《翼教丛编》截然分开，翌年又在《昆仑集释文》中，明言“《翼教丛编》者，湘人辑录攻康、梁邪说之作也”，与“同人纂辑”说相合。1904年观古堂翻刻之时，叶德辉也绝不提与此书的关系。这些均与叶德辉晚年夸耀其撰刊《翼教丛编》大相径庭。此外，叶德辉在晚年仍然不敢公然推翻“苏刻”旧说。如1922年叶德辉在《郋园六十自叙》中称“平江苏舆裒辑余所驳康梁文，益以葵园与当道往来书札，为《翼教丛编》一书，各省同时皆翻镂。书至云南，时曹师为藩司，阅之大喜，语僚属曰：‘叶某，余在湘特拔士，今此编出，功不在孟子下矣。’”既沿用“苏刻”旧说，又巧借曹鸿勋对“此编”的称赞来满足自炫心理。

至此，面对“苏刻”说的盛行及“叶撰”的自夸，便有学者提出两说并存的观点，如胡适。更有李肖聃加以折衷，主张叶德辉编《翼教丛编》但假借苏舆之名刊行。孙光圻、韩长耕也疑此书为叶氏所撰，而嫁名于苏舆。基于史实与各说，吴老师指出，虽然叶德辉的著述在《翼教丛编》中篇幅最大，也曾翻刻过《翼教丛编》，但无论从撰、编、刊等角度，都不能将其归入叶氏一人名下。

三、追查纂辑“同人”及其首魁

吴老师认为，韩长耕将《湘绅公呈》列名十绅和宾凤阳、苏舆全部算作《翼教丛编》纂辑“同人”，范围过宽。根据书中信息及其他材料，吴老师推断纂辑“同人”必是湘省辟康学、反变法的头面人物。那么，如何确定纂辑“同人”的范围？据《翼教丛编序》及王先谦《复吴生学兢》《复洪教谕》所见“同人”信息，可初步判断参与《湘绅公呈》、议订《湘省学约》之“同人”，应与后来《翼教丛编》的纂辑 “同人”存在交集，且纂辑“同人”应仅限数人，则可从《湘绅公呈》列名十绅中再作排查。紧接着，吴老师又据皮锡瑞辛丑年日记等材料，层层披露，进一步将“同人”范围锁定至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汤聘珍五人。指出此五人是汇辑、刊刻《翼教丛编》的核心人物，王先谦则是真正的主事人。

同时，《翼教丛编》的文本构成情况和编刻过程也较为明朗。吴老师发现，叶刊《朱氏遗札》，后成为了《翼教丛编》卷一；梁鼎芬寄赠许应骙、文悌两折奏稿收入《翼教丛编》卷二；张之洞《劝学篇》纳入《翼教丛编》卷三；王、叶、汤积极刊行批驳康学的书信、著述，这些单刻文献后成《翼教丛编》卷四、卷六的主体；《湘绅公呈》和宾凤阳等上王先谦书及附件成为了《翼教丛编》卷五主体。值得注意的是，《翼教丛编》长沙初刻初印本、二印本内封，均有“湖南思贤书局发售”朱印，相当于牌记。结合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回忆《明辨录》《輶轩今语评》《翼教丛编》书板“向存思贤书局”，戊戌前后王先谦、张祖同负责思贤书局刻书事，《申报》戊戌九月廿九日《跋〈翼教类编〉》所见“此书为长沙王益吾先生所编”字样，可证实王先谦就是“倡辑”者。

四、序文、目录识语署名苏舆应为王先谦嫁名

在探讨序文、目录识语署名苏舆这一问题上，吴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小人物——宾凤阳。《翼教丛编》所收《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及附件堪称湖南反变法的纲领性文件，《王猷焌上王院长书》《宾凤阳与叶吏部书》则为辅佐性文件，王先谦态度的转变也大致肇因于宾凤阳等人的上书。再看《翼教丛编》序目，与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与叶吏部书》等形神妙合，故吴老师推断应为同一人所作。即《翼教丛编》的序文、目录识语，实出自宾凤阳等人之手。鉴于苏舆戊戌间未有辟康言论，却被署名为《翼教丛编》编者，则嫁名之人最可能是恩师王先谦。对此推断，吴老师剖析了王先谦隐退的行径。身为“捍乱”领袖，王氏事后刻意掩饰自己的角色，诚心将湖南辟康学、反变法的头功归于叶氏，又将揭发时务学堂“谋逆”之功推给叶氏，实则有意为宾凤阳等作掩饰。故《翼教丛编》刊行后，编刻者从“同人”到 “苏舆”的变化，始作俑者是黄协埙，但奠定大局者实为王先谦。

苏舆对“被署名”的态度又如何？吴老师陈列出王先谦《虚受堂诗存》所收为苏父六旬寿庆时的题诗，与苏舆编《鲤庭献寿图题咏集》中该诗文本相比，王诗原有“太史曾为《翼教丛编》”夹注。苏舆删去该诗夹注，却保留了别家题诗夹注，别有意味。

最后，吴老师总结道，《翼教丛编》的编者问题只是戊戌湖南反变法事件中被刻意掩盖的众多细节之一。我们再次检阅史料，就是要破除后人的附会之说，不被黄协埙、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误导，回到历史原点，指出《翼教丛编》出自“同人”之手，属于湖南旧党集体所为，不能归诸某一个人名下。

在吴老师的精彩报告后，陈冬冬老师肯定了吴老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辨伪、内外互证等角度对常识性问题进行再讨论的理路。更重要的是不仅仅解决了对“编者”问题的考析，还体现了追溯为何“嫁名”于苏舆等深层次的学术关怀，同时将学术史与政治史相结合，找寻学术问题中的现实缘由。

与谈人张凯老师同样认为吴老师突破了文本研究的传统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他表示，从常识性问题中顺藤摸瓜找寻背后的机制、以实证虚、回归历史语境的治学方法对他颇有启发。同时提出了湘人编刻《翼教丛编》期间有无取舍工作、王先谦对时局的考量等疑问，认为还可以从文本思想、传播过程与政治风气关系等角度加以关注。吴老师回应，对常识性问题进行再推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针对张老师的问题，吴老师以《翼教丛编》卷一所收朱一新书信为例，指出其与朱一新个人文集等收录的书信区别很大。朱一新当时与康有为的书信是有来有往，但《翼教丛编》中收录却只取朱一新书信，而无康有为的回应。如此一来，势必会造成单方面批判的假象，且学术性的商榷也往往会被误认为是政治上的驳斥。

与谈人黄政老师十分赞同吴老师两处扎实的论证。一为戊戌九月《申报》所载《翼教类编》广告，明确证实了该书为王先谦所编；二为皮锡瑞戊戌九月日记所言“祭酒有《翼教》新编”，此“新编”则与“类编”相对，是为《翼教丛编》。对于王氏的谦退，黄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王氏谦退不完全是君子谦益的君子性格所致，与前树立的正面形象不同，回到湖南后的王先谦口碑似乎大不如前。从熊希龄《上陈中丞书》，可知王先谦、张祖同等人面对利益的现实态度，包括王先谦此前积极迎合新政，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实业，也侧面反映了王先谦本人对于名与利的双向追求。故王氏谦退极可能是为了掩护其在湘利益。

讲座最后，陈冬冬老师总结道，目前有众多快餐式普及型强的讲座、论坛，但吴老师本次的讲座可谓有骨汤般的养料，能为诸位同道提供独到的治学路径。线上、线下的同学们都深受启发，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人：赵怡迪 陈冬冬

审核人：叶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