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

张舜徽先生的罗振玉学术研究

周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1期】

在20世纪前期学术发展史上，罗振玉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由于他参与复辟帝制的活动，他的学术成就逐渐为人所淡忘、所讳言。在20世纪后半期，张舜徽先生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对确立罗振玉的学术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1950年代，张先生就发表了《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一文。如所周知，当时写作关于罗振玉的文章是要冒风险的。但是，张先生却明确地表示要将政治与学术两方面分开来谈。文章前记中，在引述郭沫若评价罗振玉、王国维整理文献的贡献一段话后，张先生说：

这样的评价，固然恰当；但是只认识到罗氏提供史料的成绩，而忽略了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仍然是不甚公允的。尽管罗、王两人在政治上、思想感情上是封建的、反动的，特别是罗氏晚年投奔伪满州国当汉奸，干了不少背叛祖国的勾当，成为人民的敌人；但是他和王国维在考古方面不独贡献很多，成绩很大，并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又是科学的、进步的，值得我们重视！我们今天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固不应停留在罗、王的阶段; 但对他们在近几十年史学界所起的作用，必须有所认识。不必夸大，也不要缩小，实事求是，来肯定他们的成绩，在今天仍然是必要的。

张先生还专就罗振玉的成就指出：

他一生对学术界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史料的搜讨和书籍的传播，其功绩是不可湮没的。古人称“不以人废言”，况且他的成就，还不止于以空言著书。他所搜讨的史料，十分丰富；他所传播的书籍，十分繁多。这都替史学界提供了宝贵的资粮，准备了有利的条件，给近五十年间史学研究者们开辟了新的努力途径。今人知道用实物上证史传，举凡金文甲骨之整理，古器物古书卷的被重视，并加以精密研究，何一不与罗氏辛勤搜讨和热心传播有关。所以他的这种功绩，是值得后人尊重的。

两段话中，张舜徽先生表达了评价罗振玉要坚持“实事求是”“不以人废言”的观点。为以理服人，他将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概括为六个部分，即殷墟甲骨文字的整理、金石刻辞的整理、古器物学的研究、熹平石经残字和汉晋木简的整理、敦煌石室佚书和高昌文物的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和整理。在具体列举六个方面的著述情况后，张先生总结说 ：“由以上六部分的事实来看，罗氏竟以一人之力，替我国学术界作这样多浩大而艰难的工作，成绩真是大得惊人。”“况且罗氏除传古之功以外，也还有考古之识，不愧为近数十年间卓然有成的考古学者。”这样的评价，在1950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1963年，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问世，第24卷有罗振玉的专篇。文中对罗振玉搜集史料、传印古书，有裨于儒林的成就概括为甲骨文搜集整理与研究等七个方面，各自皆举列出主要著述。文末又评价罗振玉的若干文集说：“年甫逾冠，即写定所为文，成《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皆考证经史、题跋金石之作。其后陆续付刊，分立新题，包罗宏富，亦以群书题识、碑版跋尾为最多。其中如《永丰乡人乙稿》二卷，又名《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尤为重要（坊间又有活字排印单行本）。次若《永丰乡人甲稿》《与友人论器物学书》，正名类物，发凡起例，不啻于金石学之外，广辟通衢，为古器物学创立门庭矣。”这是以整个清代学术的视野，肯定罗振玉在清末学林占有一席之地。

到了1980年代，张先生撰作《中国文献学》，第十编为《近代学者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他说：“近代学者中，居然有人从年轻时起，一直到老死，屏除人世间一切其他爱好，专心壹志地整理古代文献，以访书、校书、辑书、印书为终身之事，并在亲自动手、不辞劳瘁、苦心经营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纸本说，影印了不少宋元旧椠；从实物说，辑录了很多金文甲骨，同时还进行了精密的校订和考释。不独为国家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藏，这种功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他认为，“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在这方面创立了不朽业绩的学者，自以张元济、罗振玉两人为最著”。为此，他特设专章，以“罗振玉对整理文献的重大贡献”为题，从殷墟甲骨文字的整理、金石刻辞的整理等五个方面加以叙述。同1950年代的那篇论文相比，文字叙述上有不少删节，但对罗振玉的评价，仍是超出一般性学者。这就是把罗振玉放在整个中国文献学史上来考察，肯定罗振玉的历史地位。在古代部分，张先生仅重点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诚、纪昀等人，近代学者中又仅张元济、罗振玉二人。在张先生心目中，罗振玉不是一位过眼烟云般的学者，罗氏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绩，足以代表一个时代，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是屈指可数的人物，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凭着对罗振玉学术成就的认识，张先生对罗氏著作的整理出版倾注了不少心血。198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打算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最初拟选名单中没有罗振玉。张先生在接到征求意见的书目后，立即致函该丛书主编刘梦溪先生，提出应补入罗振玉等人：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当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承、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

张先生的意见后来被采纳，这使20世纪前期的“罗王之学”，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有了一个完整的反映。

对于罗振玉文集的收集整理，张先生也极为重视。他与罗振玉后裔认真商议罗氏论著所应收入的书目，并拟定整理的细则，所在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起初还承担过部分整理任务。个中艰辛，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具体整理过程，终始参与其事者王同策教授有专文叙述，相当周密，对了解张先生所付出的努力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有意者可参看。后来，张先生受邀撰写《罗雪堂学术论著集序》，序中道及论著整理原委有云：“舜徽年十八九，旅居北京。博访通人，多识长者。偶于厂肆得先生早岁著述数种读之，欢喜赞叹，目为清学后劲。时先生方居津沽，深以未获一见为憾。迨年已迟暮，始得识其季子福颐先生及冢孙继祖教授。文质彬彬，能传家学。每邂逅叙谈，辄谋所以传先生于不朽者。舜徽则谓各类拓印之籍，部帙浩繁，有专书在，无烦重布。至于文集笔记之属，论学、考证文字，多在其中，亟宜校勘编定，都为一集，可名之为《雪堂学术论著集》。此书若成，则先生学术渊源、治学次第，与夫数十年考证之所得，悉可求之于是编矣。”张先生平生不轻易为他人著作写序，罗氏论著的这篇序言是张先生为数不多的几篇他人论著序文之一，反映了他对罗振玉学术成果的高度认可，当有盖棺论定之意。

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关系上，数十年来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有《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王国维死因二事。对此，张舜徽先生皆明确地为罗振玉申冤，对不实之辞予以批驳。

在写作《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的同时，张先生还写作了《考古学者王国维在研究工作中所具备的条件、方法与态度》一文。晚年，张先生又应著名学者吴泽先生的邀请，写作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一文。三篇文章都涉及上述二事。

《殷虚书契考释》以甲骨文证史，是甲骨学史的奠基性论著。1914年，罗振玉成稿后，王国维自告奋勇，帮助罗氏手写付印，自比于清初张力臣为顾炎武写《音学五书》。不料，十多年后，有人开始怀疑此事，认为王国维是为感恩而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了罗振玉。对此，张先生大不以为然。

首先，他从学术基础上加以考察，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1903年，罗振玉参与了《铁云藏龟》的选材编印工作，这是甲骨文字印行的开端。1906年，罗氏自行搜集甲骨并派人到安阳采掘，前后共3万多片，开始从事传印甲骨文字的工作。辛亥革命后，罗氏侨居日本八年之久，埋头整理这一大堆材料，至1914年，先后出版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整理材料过程中，自然会对内容有所考释。而且，罗振玉的学问素有根柢，在没有认识王国维之前，已刊行了多种著作，30岁以前已将近20种。当时的海内宿学鸿儒如江宁汪士铎、德清俞樾，都对罗氏著述颇为重视。“罗振玉在很年轻的岁月里，就已成为清末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了。”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作出了成绩，所以《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能成于他的手，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由于《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等早期著述，原来印本不多，坊间不易觅得，看到的人也就很少。于是有的人未能按照罗振玉一生治学道路上的发展过程，全面地加以审断，便随声附和，轻率地否定了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反观王国维，当罗振玉已在甲骨学领域具备高深造诣时，王国维尚在哲学与文学间徘徊，对终身奋斗目标游移不定。随罗振玉到日本后，王国维的学术重心才转向了考证之学。可以说，王国维初治考证之学，受罗振玉的启发最大。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也与罗振玉随时提供资料有关。总之，在罗振玉具备写作《殷虚书契考释》能力时，王国维还无此素养，“那时王国维正在研究西洋哲学、宋元戏曲和通俗文学，兴趣很浓厚，还没有转变他的治学方向，更没有把精力转移到探究《说文》《尔雅》，点读《三礼注疏》等方面来，有何能力撰写有关研究甲骨文字的专著？”这对王国维撰写《考释》之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其次，是对王国维撰作《考释》之说缘起的辨析。张先生认为，《考释》由王国维手写上石，“这可能是使人们怀疑的根本之点；而没有注意到那时王国维是以师礼事罗氏，又侨居日本，住在罗家，替罗氏写书付印，有何不可。如同钱玄同替章太炎写‘小学答问’，本是儒林雅事，用不着十分怀疑。”张先生认为疑端是从王门弟子提出来的，周传儒、何士骥是王国维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生，曾亲受业于王国维之门，对老师的学问极端敬仰，又看到《考释》一书的重大价值，不愿罗氏独擅其名，便不顾事实地臆断当日他们的老师也出了一份力。此说一出，郭沫若、杨树达、傅斯年等著名学者也信以为真。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推波助澜，说罗振玉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由于推尊王氏太过，便相率有意地把罗氏在学术上的地位，抑压下来，好像考古学者的头衔，只可安在王国维的身上，而不应加于罗振玉的名下似的”，其意在于否定罗振玉对研究甲骨学的重大贡献。

张舜徽先生从王国维本人对罗振玉的多次评价（如《殷虚文字类编序》《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出发，得出结论说：“王国维在生前，早已肯定了罗氏在甲骨文字研究上的巨大成就，并且他自己承认了他的功力是凭借罗氏已取得的成果，继续向前发展的，何尝像他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不符事实呢？”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暑期学术讲演会上的讲演辞，“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既然是在公开场合所说的话，“王氏自然对取材的真实性要负责任，更用不着来替罗氏捧场，乃至降低自己的身份了。这种材料，应该是可靠的。拿王氏这段话去衡量周、何两君所说，可以确定老师自己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学生们的话，不免歪曲失实，至于旁人臆测武断，以至漫骂丑诋，更可不攻自破了。”这是用王国维本人的现身说法，来证明王氏学生们的歪曲失实之论，极有说服力。

张先生的严密推断，是经得起实物验证的。在罗振玉遭受《考释》冒名的冤枉之际，考古学家陈梦家发现了罗振玉《考释》的原稿。他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第二章中指出：“1951年我得到《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签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分类次第，与罗氏以前诸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较，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书纪年》，和王氏的看法大相违背。王氏后来作《戬释》时，对于罗氏所考定的文字并不完全接受，有另作新释的，有加补充的，有引而不加可否的。”陈梦家还对甲骨学专家商承祚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商承祚后来回忆：“陈去世后听说此稿归考古所。” "进入21世纪，学者们又有新发现。在整理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手稿时，发现了数条罗振玉写于1901年的甲骨文研究札记。从这些札记到罗振玉1910年出版专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都是围绕考史、正名、卜法三个方面在思考甲骨文问题，“可以证明罗振玉没有缺席甲骨文研究史上的第一个十年，应该也可以证明，罗振玉是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人。”随后，整理者还发现了罗振玉写于1912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该手稿“是罗振玉撰写《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对了解《考释》的写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至此，罗振玉对《殷虚书契考释》的著作权无可争议。在王国维为罗振玉抄写稿件后，罗振玉付给了王国维优厚的酬金。这本是一件相互爱重的事，却成了别人无端猜疑的起因。只不过，不实之辞即使出自现代最著名学者之口，也终有澄清的一天。

至于王国维之死因，说法颇多，其一为罗振玉逼债之说。张先生认为这不值一驳。他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推测，不甚符合于事实。我曾访问过当日在场的几位王门弟子，认为罗氏对王氏感情至好，王氏死后，罗氏由天津赶来北京，经纪丧事，整理藏书，照料家属，刊布著述，充分体现了朋友的深交厚谊。”

在评价罗、王学术成就时，张先生对扬王抑罗的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所以讨厌罗振玉，由于他一生怀念亡清旧主，积极谋复帝制，后来竟跑到伪满洲国任要职，不为国人见谅，认为他卑鄙无耻。于是因人废言，不承认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了。”也就是说，罗氏被贬抑，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而在政治上，王国维并不比罗氏强多少。“其实，王国维和罗振玉，在政治思想上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以后，在满清王朝已经覆灭了十六年的情况下，王国维蓄发拖长辫子与罗振玉同，入宫请安同，‘扈跸’出奔同，接受溥仪赏赐名衔同。只因王国维早死，没有赶上伪‘满洲国’的丑剧；如果他活到六十、七十，可能也会随同罗振玉到‘满洲国’去，和那些遗老们一起分任宫廷要职的。”这段话，强调了罗、王政治立场的相同性。后面几句话虽带推测性，但并不是不合乎逻辑。

可见，在评价罗、王政治立场时，他人看到的是“异”，张先生看到了二人之“同”。这是张先生与一般议论者的差别之处。至于近几十年人们推崇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立身之楷模，则难免有夸大成分；将罗、王之“异”，未免拉得太开了一些。张先生指出：“近人谈到他们两人时，将王国维捧到九天之上，将罗振玉压入九地之下；有爱憎之私，无是非之公。”他的主张是：“我们今天分析他们两人在学术研究工作上的关系和评价他们的贡献时，应该去爱憎之私，存是非之公，不必抑扬轩轾于其间，庶几可取信于后世。”相比较而言，这个看法比扬王抑罗之说要公允得多，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以上两方面说明，在20世纪后期，张舜徽先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在罗振玉学术研究方面下了很深的工夫，为确立罗振玉在中国文献学发展中的地位、在现代学术研究史上的作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张先生之所以在人们讳莫如深的问题上独具胆识，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长期坚持己见，是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方法论作支撑的。在1950年代初，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系统训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观点十分熟悉。他后来在一篇“提倡读两种书”的演讲中指出，文学、史学、哲学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部类，而史是其主干，“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率一切，然后研究文学、哲学，不致放滥无归。”所撰《中华人民通史·人物编》，评价政治、军事、英杰等16类共计200位历史人物，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这些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讲述他们在前人基础上作出的历史贡献。与之相比，罗振玉研究只是张先生早期在人物研究上的一个尝试。不过，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张先生在罗振玉研究一文的开头即标举“实事求是”四字，实际上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切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要求。认识到这一点，张先生出于公心来评价罗振玉的学术贡献，自然就会打消一些思想上的顾虑。可以说，他敢于探讨争议性学术人物的底气，来源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素养。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是需要讲究方法的。张先生在一次“谈谈研究中国历史的有关问题”的演讲中指出：“除了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整理、分析外，还有许多应该注意之事；特别是在理解、运用旧史料时，有必要明确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第一是辨清名词含义，第二是考明史实真相，第三是注意联系研究。具体到罗振玉学术成就及罗王关系的个案上，张先生使用的方法是考明史实真相，尤其是在联系研究上。他把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及二人关系，放在甲骨学发生、发展的历史链条上考察，说明罗振玉在甲骨文发现之初即开始搜集，整理成书，并最早查清甲骨文准确的出土地，是甲骨学产生之初整理、研究成就最高的学者。张先生还认真阅读罗振玉接触甲骨文之前的经史考证、金石题跋之作，说明罗振玉厚实的文字功底是其钻研甲骨文的前提。这样，理清罗振玉一生学术事业的脉络，罗氏取得重大的甲骨学研究成果，写出名作《殷虚书契考释》就是顺理成章之事。至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比罗振玉晚得多，在受罗振玉影响进入甲骨学领域后，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当时人称甲骨学为“罗王之学”，二人都是实至名归的。张先生认为后人不可抑扬轩轾于其间，毫无疑问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在历史文献学领域，有的研究者强调对历史文献的钻研，对理论和方法却有所忽略。从张先生的罗振玉学术研究看，钻研历史文献固然重要，理论修养也必不可少。一个人理论素养的程度，往往决定了他研究视野的高下、学术成就的深浅。尤其是在像罗振玉这样颇具争议性人物的研究中，欲全面、辩证地予以评价，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观照，不贬低也不拔高，给予恰如其分的定位。因此，张舜徽先生的罗振玉学术研究，在学术人物的研究上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值得后 人体察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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